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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讨学科基本问题，展望我国比较教育的发展走向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英杰教授提到了当前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所遭遇的三个关键问题：（1）学科界限模糊；（2）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3）教育各个分支学科都在做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教育正在失去自己的领域。王教授认为：首先，一个学科的发展必然经由清晰到模糊、再由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模糊恰恰预示着生机勃勃的发展即将到来，学科模糊是其发展的必要特点。第二，对研究范式的问题要有一个比较开阔的胸怀，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本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如果用一个研究范式来定义一个学科的话，这个学科会被定义死的。当然，范式的不断完善与创新也是我们的学科追求。实际上，我国的比较教育的研究条件已经和几十年前的情况大有不同，过去我们只能做文献研究，而现在则有可能更多地做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evidence-based research），这就体现了研究范式的发展。第三，各个教育的分支学科领域都在研究比较教育，但是比较教育学人自己心里要明白我们的优势在哪里。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的人，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社会经济制度等等，有着深刻的全面的把握。这是其他教育分支学科所不具备的。我们要占领这种优势，发扬这种优势。我们所传递的、所研究的是有事实根据的研究，是能够经得起推敲的研究，是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研究。我们的学科要有核心，但允许边界模糊，同时我们在不断地拓展疆界。比如过去传统的有关发达国家的研究，现在华东师大的拉美研究，浙江师大的非洲研究，上海师大的国际组织研究，拓展了我们比较教育研究的疆界；同时西南大学在比较教育的学科本体论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此可见，我们的研究领域在当前教育国际化、教育全球化的热潮之中，对国家教育的发展，全球化与本土化、民族化之间的关系，可持续的发展，教育的国际评价，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开拓了我们研究的领域。

   西南大学的陈时见教授则是从对于比较教育学科一些基本理论的反思入手，提出了学科概念和知识体系的重建问题。陈教授首先提出了有关比较教育之“可能性”的几个根本问题，并给予了回答。第一，“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领域？”。在陈教授看来，这取决于不同的科学知识分类的学术背景。我国有着按照科学知识进行分类的传统，而“领域”是二级学科的下位概念，因而在我国比较教育必须是一个“学科”才可能顺利发展。第二，“是比较学科还是教育学科？”。这取决于学科发展的历史基础。回溯历史，比较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因教育而生，为的是解决教育问题，因而教育是这一学科的根基，将其看作是“教育学科”更为合理。第三，“是比较方法还是比较视野？”。陈教授认为，任何方法本身都只是一种研究工具，任何学科都可以使用，这不是决定学科性质的根本因素，因而比较应当是一种“视野”。相对而言，哲学视野追溯“是什么”的根本问题，历史视野探讨的是“源与流”的问题，而比较视野则关注的是不同“类型”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问题。“比较视野”是一种国际的视野、多样性的视野，这就决定比较教育学从描述到归类到研究差异，最后提出决策性结论这样的一条研究思路。第四，“研究所有的教育问题还是特有的教育问题？”。陈教授指出，比较教育学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导致了特定指向性的缺失，而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导致了知识体系的交叉。一旦研究进入微观层面就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教育学分支出现交叉，这是很自然的，但却成了其他分支学科诟病比较教育学科的理由。然而比较教育也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其相对于教育原理、教育史等其他学科而言的特殊的研究视野。比较的视野不仅提供对于特定教育问题的借鉴，还能够提升我们对于特定教育问题的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因而比较教育只有上升到更高的国际比较视野，才能够避免趋同于其他分支学科。在对这些问题反思的基础之上，陈教授提出比较教育学的概念重建，他认为比较教育学基于整体取向的比较视野，研究多元文化世界中不同国家或区域的教育发展类型及其相互影响，探索教育发展规律和整体性发展趋势的教育学科。同时，比较教育也有系统的知识体系，包括：（1）区域与国别教育；（2）跨国与国际教育；（3）教育问题与比较研究；（4）基础理论与学科发展。陈教授最后总结道，比较教育学为教育科学奉献有关世界教育多样化的独特知识，有助于增进对教育的理解与认识，引领和推动教育改革实践。

   东北师范大学的张桂春教授联系华东师大比较所50年的历史谈论了比较教育学的使命。张教授认为50年前，华东师大、北京师大、东北师大等比较教育前辈、先行者们开始拓荒，为中国的比较教育、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为教育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从《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资料》、《外国教育情报》开始拓荒，为我国所有的教育学者提供食粮和乳汁，引领我们前行，带领后辈们入道、入门。比较教育不仅是为决策者服务的地方，也应该是为实践者服务的地方；不仅是搞外国教育资料、情报和动态的地方，更应该是引领中国教育学重建、再发展、再出发的地方。张教授还认为，今天比较教育学者必须认真对待如何再启蒙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说，我们在今天强调一级学科、淡化二级学科的背景下，比较教育学及其研究者的安身立命问题。我们要告诉后辈，从事比较教育，仅仅掌握某种理论工具、学会和运用某种研究方法或者仅仅出过几次国，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明确我们的国别战略，在国别里我们还要明确我们的领域战略。为了比较教育学的合法身份、为了不被边缘化，我们必须重新陈述我们的使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诚然，比较教育的研究面临着学科自身的理论危机，但同时也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一些新的思潮的挑战，这同样迫使比较教育的研究进行变革。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宝存教授结合大数据时代这一国际背景从范式转型的角度谈论了我国比较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刘教授认为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重描述与发展研究、轻关系与过程研究，重传统研究方法、轻研究方法创新，重借鉴功能、轻理论创新与建构，并且追求功利性的成果表达。然而，大数据已经成为当下全世界所共同关注的焦点，教育研究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在这种影响之下，科学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特征：第一，研究的全样本性，这意味着研究数据的数量和规模将会不断扩大；第二，研究更加注重效率，而不一味强求精确度；第三，研究重视相关关系研究，“是什么”类型的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为什么”类型的研究。这些特征的出现使得传统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式面临着新的挑战，因而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必须寻求一条新的范式来迎接这种挑战。鉴于此，刘教授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应对：（1）加强教育数据的深度挖掘；（2）倡导多种研究方法收集数据资料；（3）倡导规范的理论框架；（4）重视理论创新；（5）强调成果表述的规范化。

   华东师范大学的彭正梅教授认为，在一种世界范围内朝向新自由主义趋同发展的形势之下，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应当通过其敏锐的触觉感知这一国际性变革对于教育发展的影响，这同样是我国教育学界对于全世界、本国与各民族发展何去何从的回应。彭教授提到，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包括了私有化、市场、选择、绩效、竞争等核心观念，很多国家也就此进行了教育改革。然而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教育改革并未取得确凿可信的绩效改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的公共性、违背了社会正义。在彭教授看来，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片面地理解了个人（自我）与社会改善的关系，教育的意义和功能在过分追求效率这一理念的影响下被窄化了。面对这些弊端，在我国倡导一种叶澜先生所提出的生命与实践的无限辩证的教育学思考方式是极为有意义的，从而赋予当前功利化的教育以人性的关怀。

   由此反思，在如何对待国外教育理念的问题上，我国比较教育一方面要把握世界潮流的脉搏，另一方面也要找到符合本国、本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寻求一种兼顾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平衡。这同时也要求在研究范式上做出必要的平衡，如果说当前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从经验研究的层面要求比较教育学做出回应，那么与此同时，质性研究也是比较教育学应当固守并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要求我们从文化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观照世界教育的变革趋势，因而能够更有针对性地顾及到我国自身的传统。这也符合彭正梅教授所提出的一种学、思、史的模式，彭教授认为比较教育一方面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同时也要思考与我国传统的适切性。他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思考应当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密切联系，这种思考方式也很好地回应了叶澜先生所提出的扎根实践的教育学的思考方式。

二、分享国际教育经验，为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提供借鉴

   正如彭正梅教授所言，新自由主义思潮正在影响着新世纪以来全球教育改革的趋势。比如，同样是2001年，美国出台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NCLB）法案、德国因为“PISA震动”而开始制定能力取向的国家教育标准、中国则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这些改革都带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的色彩，为的是提高教育质量，将教育直接作为提升本国全球竞争力的工具。在此次论坛中，不少学者就全世界范围内为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际竞争力而进行的各级各类教育改革实践进行了介绍，为我国更好地应对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影响下的教育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基础教育改革

 东北师范大学的张德伟教授介绍了“跳跃入学”在促进日本学校教育体系纵向衔接上所起的作用。所谓“跳跃入学”，在基础教育阶段表现为，对于在特定领域中有特别优秀素质的学生，即使高中未毕业亦允许其升入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初乃至80年代中期，以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教育荒废或教育病理现象频出为背景，日本开始推进“第三次教育改革”，其目标之一是构建新型教育体系，即终身学习体系和个性化教育体系。1991年4月，“中教审”发表《关于适应新时代的各项教育制度的改革》的咨询报告，作为“教育上的例外措施”，提出了“跳跃入学”的设想。1997年6月，“中教审”发表《关于展望21世纪我国教育的应有状态》的第二次咨询报告，依然作为“教育上的例外措施”，提出“向在特定领域有优秀能力和意愿的学生充实多样化的教育机会”，此外，还探讨了“大学入学年龄的特例”。上述“中教审”两个报告发表后，日本政府先是于1997年通过部分修改《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等法规，首先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实现了“跳跃入学”的制度化；此后的2001年，又通过部分修改《学校教育法》及其配套法令，在所有学科领域、由各大学自主判断，实行“跳跃入学”制度。截至2014年，实行“跳跃入学”制度的大学共有6所。之后，张教授又介绍了“跳跃入学”在制度实施方面的若干问题，包括制度实施的宗旨、适用对象、招生大学必备的条件、符合要求的学生条件与认定办法等。最后，张教授总结道，“跳跃入学”制度是促进日本学校教育体系纵向衔接的各种制度安排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总体而言，“跳跃入学”制度在促进学校教育体系的纵向衔接上的作用是有限的，但该模式的激进性不容小觑。

   南京师范大学的程晋宽教授基于全球化的大背景，讨论了义务教育优质学校的办学标准问题。程教授认为，在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全球基础教育正在经历着一次深度的变革和转型，迫切需要重新确立优质学校的办学标准。世界各地的办学标准也不再是一个狭隘的地方标准，义务教育优质学校的办学标准需要突破城市、地区或国家办学标准的思维框架，以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办学标准，制定振兴基础教育优质学校发展的有效政策，实现优质学校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和高效率。在程教授看来优质学校办学标准的制定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重新定位义务教育优质学校的功能与目的，要将“人的潜能发展”放在第一位。即培养开放的未来人；挖掘人的潜能，培养创造性的人；培养学会学习、终身学习的人。（2）重建多元化、特色化、国际化的现代学校制度。（3）实现学校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重整。要求政府强化质量监督意识，保障教育公平；建设学习型社会，发挥优质学校的社会功能；通过建立学校-家庭-社区的一体化，确立优质学校的中心地位。（4）率先实现优质学校教育课程的后现代转向，包括课程结构的综合化发展、注重课程能力的养成和课程体验过程、课程实施的现代化和全面信息化。（5）在谋求教育平等的基础上追求卓越。最后，程教授指出，确定科学合理的办学标准，是走向优质学校的第一步。办好优质学校，为每位学生提供优质教育，是时代赋予优质学校的重要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斌华教授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回顾了学生评价的演变与发展。王教授认为，学生评价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分为考试制度时期、教育测验时期和学生评价时期三个阶段。考试制度源于我国的西周时期，之后到隋唐之后逐渐发展为成熟的科举制度，其中包括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口试，大致分别对应于今天的填空、简答、论述、写作和口试等题型。此外，我国古代还发明了防止作弊的方法，比如糊名制和誊录制。教育测验兴起于19世纪中期的心理测量，1864年，英国教师费希尔编制了《量表集》，使得运用客观标准评定学生成绩成为可能；20世纪初，美国推行标准化测量，客观试题开始风靡，追求测量的标准化。1942年，美国的《“八年研究”历程》中首次使用“教育评价”这个专业术语，在当时特指“学生评价”；80-90年代，美国掀起“替代性评价革命”，开始使用学生档案袋、表现性评价以及项目研究等评价方法。王教授指出，学生评价的发展历程符合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在隋唐时期最为辉煌，因而最先产生了成熟的考试制度；19世纪之后，清王朝没落的同时欧洲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因而产生了标准化的测验；二战之后，世界的中心转向美国，因而发明了全面且多样的学生评价方法。在王教授看来，学生评价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传承与发展的过程，每个时期的代表方法都延续至今，因而评价方法越来越丰富。当前已经进入了后评价时期，我们应当试图让学生评价发展的中心回归中国，这是我们应有的决心、信心和使命。

   （二）高等教育改革

 华东师范大学的赵中建教授介绍了创建全球性大学这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赵教授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和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这不仅需要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培养协作精神和养成平等宽容的态度，还要求具有全球意识和全球战略眼光。而这一切，没有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即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难以全面实现的。赵教授首先回顾了构建全球性大学这一设想提出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1995年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适切性”和“质量”相并列，并认为它们是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三个最主要方面。《政策性文件》认为当今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通过加强跨国科研的联系，稳步发展信息和交流技术，以及人员交流（包括让教师和学生在国际环境中从事学习和生活）进行国际合作。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C. Levin）以“全球性大学”为题于2003年初在耶鲁校友会巴黎俱乐部作了演讲，阐述了他所认为的全球性大学的四个特点：（1）更多地吸纳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2）在教学和科研中注入更多地国际化内容；（3）建立与其他国家大学的合作关系；（4）通过利用先进的通讯科技将世界上更多的听众带入课堂。2013年，第六届全球大学峰会（Global University Summit）在英国伦敦召开，峰会报告中专门讨论了“跨国教育”的主题。之后，赵教授又以上海纽约大学为个案，介绍其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构建国际化的学习环境，积极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职业教育改革

 浙江大学的吴雪萍教授认为新世纪以来职业技术教育理念发生了转变，从单纯的技术培训（Training）开始向整体的素养培育（Building）进行转变，特别是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的主题被拟定为“为了工作和生活而培育技能：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变革”（Building Skills for Work and Life: The Transforming of TVET），标志着当前职业技术教育的变革趋势。吴教授进而分析了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具体的改革趋势：（1）发展终身职业技术教育；（2）开展全民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保障儿童妇女以及弱势群体的职业培训机会，促进弹性入学以实现终身学习和培训；（3）职业技术教育面向可持续发展；（4）重视关键能力的培养，其中包括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数据与资料的获取和处理能力等；（5）重视创业教育；（6）加强校企合作；（7）重视学生的和谐发展；（8）重视教师的专业成长；（9）重视职业教育的质量保障，包括构建具体可操作的职业教育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以改进教学为目标的职业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构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建立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合作交流机制、建立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信息公开机制等措施。
 
   （四）教师教育改革

 东北师范大学的饶从满教授介绍了芬兰教师教育的研究本位这一特点。芬兰教师教育的目标在于让教师内化一种研究取向的工作态度，这意味着教师要学会以分析和开放的态度对待自身的工作。因而需要培养教师的教育思维，让他们成为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教育决策者；另一方面还要培养教师的研究思维，让他们能够以研究的态度对待自身的工作。研究是教师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教育理论学习、研究方法和学位论文的研究。培养的方式要求把研究作为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桥梁，研究要同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饶教授还介绍了实现研究本位教师教育的现实保障：（1）在芬兰，教师是极受尊敬和欢迎的职业，因而教师入职竞争极为激烈，严格的选拔确保了有潜力和动力的优秀生源。（2）研究型综合大学中的教师教育为研究本位教师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并且开放制与硕士层次的教师教育的五年一体化教育为研究本位教师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大学附属学校系统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作用，在提供普通教育的同时，兼备教师教育和教学实验与研究的作用。（3）教师培训学校的教师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实施基础教育的教师也是大学教师教育系的教师。同时，教师培训学校与大学的教育学院、学科专业学院也有着密切合作，为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三、树立学科自信，为世界增添中国特色的教育元素

   各位专家学者在发言当中，不止一次地提及比较教育学者的自信问题。王英杰教授认为，目前是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拥有学科自信，那么就可以把比较教育学科向前推进一步，实现实质性飞跃。他还指出，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有着卓越的发展，如今我们再一次面临改革开放的新机遇。我们国家在过去若干年中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教育改革如此之关注，这对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同仁们来说是一个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当前，虽然有一股唱衰比较教育的趋势，但比较教育学人自身必须要有学科自信力。张桂春教授也提到，我们必须要告诉自己要充分地自信。我们虽然无法做到为教育替天行道，但是我们要告诉其他的教育学人，假如没有比较教育学、没有比较教育学者、没有比较教育，那么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也许今天还在那里摆弄着几所私塾，因为近现代的学校体系和制度都不是我们原创的。

   在如何将中国的教育推向世界的问题上，王英杰教授认为，我们首先要从比较研究的主体即国内的教育开始。同时现在有大量的学生、青年教师有可能到国外从事比较长时间的研究，研究范式会在这当中有所改进。因而，比较教育的后来者应充分利用今天更开放、更宽阔的研究环境，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科，形成比较教育学科在世界的中国流派，同时为中国教育的继续发展做出贡献。东北师范大学的孙启林教授则认为，我国的比较教育在对国外教育理论和实践进行借鉴学习的同时，今后也要将民族教育、民族文化通过比较教育推向世界。这当中会产生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孔子学院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等等，会成为将来的研究热点。

   华南师范大学的强海燕教授根据她的亲身经历，介绍了汉语教学在美国实施发展的情况，这也应证了孙教授所说的将民族教育、民族文化推向世界，这一比较教育的新领域。在宏观层面上，美国从教育政策上保证汉语教学的实施。首先，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外语教育标准，其中就包括单独的汉语教育标准；其次联邦政府大量转向拨款，大力资助重要的语种教育，其中也包括汉语；再次，州教育部委任专门机构人员，在学区和学校指派专门负责人；最后，相关机构编制专门的汉语教材。同时，美国还有专门的有关汉语教学的年会，参会人数在1000人以上，参会人员均使用汉语进行研讨发言。微观层面上，课堂教学采用汉语浸入的方式，即让学生浸泡在汉语环境中，汉语不仅是学习的内容，而且是学习的工具和教学语言。教师只用汉语面对学生，学生在校的一半或全部课程使用汉语进行教学。实施汉语教学的学校处处充满了中国文化的元素，比如校园中的告示牌，教室里的标语和名言警句、中国地图和国旗以及各种汉语学习资料，学生和教师会穿着中国传统的服饰。教师采用直观教学法，将汉语词汇与实物或者图片结合起来；课程包含了中国诗词以及童谣等方面的内容。在汉语教学影响最大的犹他州，有26所学校实施汉语教学、拥有76名汉语教师，高校中有部分会讲中文的教授，甚至州长也会说中文。强教授在总结中指出，美国教育体制内的汉语教育凸显了中国的地位和影响，美国的汉语教学模式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汉语教育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汉语教育在美国的实施一方面说明中国文化正在逐渐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同；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更加自信地将中国特色的教育元素推向世界，这也是新的时期比较教育的新的使命。

   我们希望中国的文化通过教育途径走向世界，也希望中国的教育为世界认可从而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典范。实际上，我们确实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教育正在被世界所关注，中国教育质量的提升也为很多国家所震惊。比如，上海于2009年和2012年连续两度斩获PISA考试头名，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成效走在了世界前列。美国全国教育与经济研究中心（NCEE）主席马克·塔克就专门研究了以上海为代表的被认为是教育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公开出版了《超越上海》（Surpassing Shanghai，2011）一书，为美国的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因此，我们应当对我国的教育充满信心，也应当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充满信心。对于比较教育学人来说，让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元素走向世界，既是荣耀也是使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结  语

   中国比较教育学的产生，是与中华民族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之下，天朝神话破灭，上至君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那种原本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也逐渐弱化乃至于最终消失。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了民族与国家相对于西方的落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在教育上向西方学习，以开启民智，拯救国家。因而，以教育借鉴为核心任务的比较教育学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几乎涉及了世界所有先进的或有特色的国家的教育，日本、德国、美国、英国、法国、前苏联，甚至包括一些小国家如肯尼亚、芬兰和新加坡等。历史镜像中的比较教育学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复兴、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息息相关，与时代的召唤以及同国际接轨的使命紧密相联。新的世纪，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又面临着新的竞争与挑战，教育有责任肩负起“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文而化之的使命。而比较教育在这一使命当中又承担着教育“再启蒙”的任务，承担着让我国教育事业乃至整个社会开拓视野放眼全球的任务，承担着在继承中创新将世界趋势与民族传统相融合的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作为我国重点院校中最早建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所之一，从一开始就为新中国的教育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今已经迈入天命之年的她，见证了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历程，见证了新中国比较教育不算漫长但称得上光鲜与骄傲的历史。今天，我国的比较教育学人应当“顾諟天之明命”，勿忘初衷，积极推动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国家和民族的崛起贡献全部的热血与激情、智慧和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高 原、邓 莉、彭正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