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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乎教育公平的国际高校招生政策：经验与做法
　　21世纪不仅是关注教育质量提高的时代，同时也是深入关切教育公平价值追求的时代，如何通过教育制度整体良性设计来实现高等教育与社会有效互动进而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是解决高等教育发展瓶颈和难题的关键所在。高校招生政策不仅影响个体今后的社会流动、职业前景，对重塑与再造大学的学术声誉、发展潜力和竞争力、大学在一个国家及世界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还具有调节社会分层、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与会专家学者就目前世界各国经验、做法和教训进行了对比观察和深入剖析，对已然一些公认的经验“良方”发表了批判性见解，从经济社会的现实角度和哲学理性的理论角度对高等教育未来招生政策提出了可能性解决途径和方法。
　　财政资助：墨尔本大学副校长詹姆斯·理查德讲述了澳大利亚不同经济社会背景下学生的入学差异，在梳理了澳本土高等教育四段发展史的基础上，认为富裕阶层的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要大于中低收入阶层子女。为了提高社会贫寒子女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澳政府通过国家层面为大学设定低收入子女入学比例和指标、扩大入学机会、拨付高校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学生上学、设定奖励标准鼓励大学为实现公平入学的指标而竞争并多样化发展等多重手段，助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能尽最大可能共享优质高等教育，尤其是通过扶持低收入群体学生进入高校学习，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和代际公平互补。巴西圣保罗大学利维亚·罗杰斯（Lívia de Araújo Donnini Rodrigues）教授介绍了巴西的INCLUSP奖学金系统，目的是为了针对高中教育阶段取得不同学业成就的学生提供不同比例和额度的奖学金。北京大学的杨守涛博士生详细梳理了中国的国家助学贷款体系，其政策演化历程可以概括为政策形成、政策微调与巨变、政策融汇与扩展三个时期。整个演化历程具有始终关切实际政策问题、一向注重政策目标群体的受惠性、历来重视贷款本身的便贷利贷性、总是兼顾助学贷款的商业性以及助学贷款的风险性、一直强调对贷款工作本身的监督管理等一些列鲜明特征。
　　法律法规：美国教师教育学院协会主席雪瑞·罗宾森教授强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主要是通过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促进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公平,如莫雷尔赠地法案、退役军人权利法案、平权法等。通过政府立法资助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公平是美国的一贯传统做法。尽管如此，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学业完成率仍然低于中高收入群体。南非开普敦大学南伊德（Nan Yeld）教授主要讲述了南非高等教育的调整和计划框架，南非宪法大纲宣告了人们想革除过去不公平规则的需求，后续又出台了诸如101高等教育法案在内的一系列法规，对高等教育相关利益相关者做出了权利和义务的规制。北京师范大学葡萄牙留学生路易斯·卡瓦和（Luis Carvalho）介绍了葡萄牙为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平等而出台的平权法案，法案的目的是增加那些受歧视社会团体人们的受教育机会，它包括补偿模式、实践模式、多元化模式和综合模式四个模式。
　　市场调节：北京师范大学大卫·特纳（David Turner）教授就“收费与英国高等教育入学政策”问题，介绍了随着社会逐渐发展,英国政府在面对高等教育扩大入学率和提高公平性的要求下所实施的相应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并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入学费用上让大学根据市场的要求自己决定收费标准。但是绝大多数大学所收取的1000磅左右学费远低于政府预期估算的大约6000磅的费用。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在每一所大学和拨款委员会之间达成了一份协议，大学的学费由在校学生数和政府补助经费所决定，并最终确定了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以及奖学金和其他奖励事项。
　　规划项目：南非开普敦大学南伊德表示，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家整体的高等教育长远可持续发展，南非从国家层面制定了国家高等教育计划、后续学校教育计划绿色文件和国家发展计划等，通过特别项目和通道帮助社会劣势群体学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北京大学的文东茅教授介绍了中国大学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一系列特别项目和计划，如清华大学的“自强计划”、北京大学的“圆梦计划”等，都是高校为其贫困学生提供的帮扶活动。
　　考试制度：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张家勇教授主要对日本大学招生考试体制进行了介绍与阐述。日本大学考试招生体现综合性、自主性和适切性，专业机构服务实现社会化、专业化和效能化，政府管理服务实现原则化、弹性化和基准化，审议会政策调研审议实现民族化、科学化和程序化。日本的招生体制很好地化解了考试竞争过于激烈，政府干预过多过细、大学过于序列化、招生过分依赖考试分数、学生负担过重等难题，为我国推进高考改革提供了经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密斯·考特（Hamish Bennett Coate）教授以澳大利亚为案例进行研究，提出使用能力测验来增加高等教育新生多元化。他从能力测验的全球使用情况、逐年膨胀的中介机构、新生入学标准的重构、进入大学的途径、在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的基础改革、能力测试的内容及其对新生录取多样化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行具体讲解，并对现有的能力测试提出更多其他选择的探索。来自美国休斯敦大学的凯瑟琳·霍恩（Catherine Horn）副教授和邹亚丽（Yali Zou）教授共同介绍了德克萨斯州具有无限可能并影响深远的大学自动入学政策，其内容是德州每所高中前10%的学生可以自动进入州立大学学习，这也是为了促进德州不同阶层学生高等教育入学的公平性。沈阳师范大学孙河川教授分享了英国的教育考试制度和问责制，英国作为实行教育问责制的代表国家，实行的高考制度包括标准化的国家考试制度和国家督导评价制度，由国家主导的层层教育问责制，使英国通过高考制度选拔高质量的人才，也相应提高全国范围的基础教育质量。
　　　

二、平衡教育公平和质量的高校招生政策：问题与争议
　　教育中最重要的且备受社会关注的两个方面，一是公平，一是质量，两者密不可分，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只有公平没有质量的高等教育是低水平重复建设，难以在全球竞争市场中可持续发展；只有质量没有公平的高等教育是缺乏教育人文关怀和社会属性的畸形，最终难以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核价值。如何能使得高等教育在公平与质量中间取得平衡，如何通过招生教育制度和体系来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彼此推动是各国不断探索的重大命题。同时，对高等教育入学公平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应进行反思，公平是否仅仅是提高低收入群体学生的入学机会和学业资助？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否仅仅是高等教育的“分内之事”？针对这些问题和争议，国内外专家学者表达了精彩且深刻的见解。
　　高等教育公平的反思：与会代表就“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入学资助是否‘伤害了’其他社会群体学生的公平”展开了激烈讨论。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杰夫教授研究了社会文化资本对英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家庭背景具有较高社会文化资本的学生进入英国顶尖大学或是名校的几率更大，相反，先天丧失社会文化资本优势的社会下层子弟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取方面表现出了劣势，这种影响不仅是历史性的，也是社会性的，这种代际资本直接传承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和人类的公平价值追求。墨尔本大学詹姆斯教授戳穿了四个传统的“良方”谎言：一是扩大入学人数等于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二是免学费或低学费可以促进公平；三是大学本身可以解决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四是扩大弱势群体入学人数可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詹姆斯教授认为上述观点都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肤浅观点和做法，真正的高等教育公平应该关注学生的个人背景与其本科阶段学术表现之间的关系，加强对这些学生的学业指导才是公平的内核，而不是仅仅给钱资助或给名额入学那么简单，即开始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过程与结果。美国乔治亚大学戴安娜·南皮尔（Diane Napier）教授重点阐释了南非的高等教育政策，受历史上殖民因素影响，后殖民问题普遍存在于高等教育中，包括殖民制度的残留，种族、文化、语言与身份问题等，这对于南非高等教育的质量与公平发展都是重要阻力。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格朗瑞·兰德森（Gloria Ldson-Billings）教授以“美国梦”为背景和切入点，对美国“谁能让大学”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调查和研究，发现影响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因素根植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因此政府要从整体的社会制度设计出发，把教育问题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去解决，才能找到系统且有效的方法。
　　政府“高压”政策的困境：墨尔本大学詹姆斯教授描述了澳大利亚政府首次在国家层面为了推动高等教育公平推出的大学使命计划（M-B C），即为全国的大学设定吸收低收入群体学生的人数和比例，拨付资金给以支持和奖励。但是其成效却并不显著，由于时间短、任务重、标准高，很多大学无法为实现这一目标买单，支付不起高额的成本，还有，一味地追求高等教育入学率，会损害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发展，不利于国家整体教育系统的良性发展，也不符合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和现实性。
　　大学角色责任的定位：美国教师教育学院协会主席雪瑞·罗宾森教授分析了传统的大学角色，即为社会流动提供公平机会、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促进知识累积和社会价值。但是高等教育的入学者是由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教育质量和学生发展影响着大学入学机会的获取和本科学业成就的表现。因此，提高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不应单纯从高等教育入手，要注重教育的系统性和衔接性，在某种程度上，大学要承担培养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高质量师资的责任，同时要加强与社区的互动，通过社区的力量来促进大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找出学生学业失败和差距的缘由，对症下药方可取得良效。
　　高等教育质量与问责：比起高等教育的投入和资助，高等教育质量的问责机制尤为重要。美国教师教育学院协会主席雪瑞·罗宾森教授分析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转型和变化，由一直以来的重视少数种族入学优先或优惠、需求导向型的拨款转向进一步加强入学录取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减少需求导向型的拨款，将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在大学阶段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缩小不同背景学生之间的差距，进而根据学业成就来实施奖助，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在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同时兼顾公平内涵。因此，高等教育的问责制是教育教学质量和学业成就的重要保障。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林静（Lin Jing）揭示出华裔家长对孩子学习的极度关注，剥夺孩子享受童年乐趣的权利，专注追求优异学业成绩等等现象背后中国文化所起的双面影响。一方面，华裔子女获得优异成绩进入顶尖学府让父母引以为傲；另一方面，他们也错过了许多如服务技能、领导力、民主公民意识的培养机会。林教授从研究美国名牌大学中华裔学生的高录取率及这些大学对于华/亚裔学生的招生政策入手，分析了导致父母对教育过度热切和对学生造成压制的中国文化及这种文化的利与弊。
　　高等教育入学制度：开普敦大学的南伊德教授探讨了南非高等教育入学筛选标准的复杂性，包括国家高级证书计划、国家基准考试计划，基准考试的标准级别包括熟练、中等和基础三级，影响教育者教育准备的因素包括学校质量、语言背景、父母或祖父母的教育水平等。北京师范大学刘宝存教授主要对中国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高考政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在国家入学考试中的我国存在着双重结构系统和歧视政策，尽管2012年中央政府要求每个省公布他们的随迁子女高考政策，但是仍然无法改变高等教育机会不平衡分配比例的现状。北京大学的文东茅教授表示中国大学录取制度在“配额制”、“加分制”、“录取比例分配”上应做如何的调整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
　　　

三、社会经济教育背景下的高校招生政策：趋势与走向
　　尽管高校招生政策在诸多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在公平与质量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从与会者的经验分享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对促进和提升高等教育的公平质量措施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通过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来助推社会公平正义，通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来反哺教育公平始终是高等教育的价值主流和追求。在价值追求过程中，政府、市场、大学、社会等多位一体、通盘考虑、共同协作是解决高等教育发展瓶颈和困境的不二选择。
　　政府层面：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张家勇教授认为要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落实大学考试招生自主权，提高专业考试机构服务能力，建立有效的社会参与合作机制。加拿大的格伦·琼斯（Glen Jones）教授主张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不同国家社会与经济政策的关键因素。各国政府在培养发展国家所必须的高科技人才、从对高学历的人群的投资中获得公共收益等的过程中，都把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虽然，学校和院系级别的项目都在积极地增加入学机会，但是政府依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增加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北京师范大学刘宝存教授认为高考政策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基于省份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名额应该得到修改，平衡本地和迁移学生的高考很重要，随迁子女高考政策的制定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国急需要出台统一的国家政策等。
        大学层面：关于大学的录取方式和途径，英国格拉摩根大学大卫·特纳教授分析了按照常模参考还是按照标准参考进行录取的各自特点。常模参考的录取方式适用于限制入学人数的地方，将学生进行优劣筛选，择优录取。但是如果按照每个人的需要，最大程度发挥个人的潜能的话，更应该选择标准参考进行录取。在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的劳伦·密斯扎克（Lauren Misiaszek）教授强调高等教育中教育学参与度的增加，认为教育是有性别差异、分等级、分种族的实践，性别和社会意识以及不平等结合在一起，所以要关注教育中的男性、女性以及其他社会差异，这些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的经验。日本广岛大学的拓木（Tomoe Nomure）教授针对高等教育机构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有限的资源分配，提出了国际联合学位课程，引入双学位（DD）和联合学位(JD)，训练专业和国际化标准，吸引海外优秀的学生，培养国际性研究人员，增加国际竞争力以及大学教育的吸引力，促进协作研究，促进对外国社会和环境的研究。大学层面要发展组织体系，促进信息的流通，建立国际交流系统，注重组织文化的重要性，发展新的文化。
　　考试制度：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钟秉林教授从中国高考制度的历史沿革展开，呈现出中国不同时代大学入学考试的变迁和特点，深入剖析了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结合当下国内不同地区开展的高考制度改革实践，认为未来的高考制度将更加人性化、更具选择性、更有甄别性。首都师范大学王寰安教授认为中国大学入学机会是一种稀缺资源，大学入学机会的稀缺性意味着竞争和淘汰，竞争和淘汰就需要规则。所以，从制度的角度而言，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或者大学入学机会的分配机制。我国高考制度的转变要从扩大高校自主招考权力，增加考试灵活性，下放地方权力，调整高考录取方式、内容、科目等几方面入手。同时我国高考制度转变是有条件的：如政策环境、社会评价及用人机制、多元化学生评价机制、高校自主办学、完善的办学竞争市场等。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处长宋宝和教授从一个学者的视野和角度出发，主要介绍了影响高考科目的因素。一个是社会因素，当下的高考改革出现了弱化外语科目的趋势，这反应了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文化自信。第二大因素是考试自身的因素。考试等科目设置要保证考试是有效的。第三个因素是考试本身的科学性，目前中国的高考是纸笔作答的能力，有些能力是考不出来的。所以，高考必须考虑其可操作性、可行性。第三个因素是录取方式，中国录取依据是高考分数，所以中国的高考科目不能太少。科目设置与录取方式相适应，二者要同步。第四个影响因素是基础教育的诉求，每次改革都对高考提出直接的诉求。最后一个影响因素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对高考科目设置的影响。科目设置上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这样的形式。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要设置更多样的形式。
　　闭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石中英教授将主办旗帜交予下一届国际教育学院联盟轮值单位——巴西圣保罗大学教育学院，十位教育学院（部）院（部）长最后签署了备忘录，标志此次“高等学校招生政策国际研讨会”圆满结束。国际顶尖教育学院联盟旨在国际范围内分享教育者的经验和成就，每个成员单位均在教育和研究领域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代表世界上领先的教育学院，此次会议对于进一步加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世界范围内教育学院的合作交流、深化教育对话机制、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宋佳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