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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区域教育改革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世界发展中全球化特征愈加明显,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处于变幻莫测状态,各国社会处在急剧变动之中。在这种形势下,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性教育改革浪潮之后,更多的国家正在开展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以谋求用高质量的教育支撑本国在新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各方面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东北亚各国的教育改革不但势头迅猛,而且体现出自己的区域特色。因此,深入探讨东北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显得格外重要,也具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


        基于以上考虑,2011年1月6日—8日,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东北亚区域教育改革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以及国内多个比较教育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比较教育方法论建设”和“新世纪东北亚国家的社会变动与教育改革”两个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学术讨论与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下分四个方面对与会专家、学者所作报告或所提交论文的主要论点作以评述。


    
        一、加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一些比较教育学者对包括比较教育学的身份地位、哲学基础、知识体系、理论框架、方法论等涉及学科建设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反思。思考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问题,首先应当关注比较教育的学科边界。北京师范大学刘宝存教授的报告《论比较教育的开放性及其边界》从“比较教育学科边界的困惑”入手,结合比较教育学表现出的“开放性”特征,对比较教育的学科边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比较教育学的开放性表现为研究对象的开放性,即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空间、时间和内容上都具有开放性;其次,比较教育的开放性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开放性,即除了“大胆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或方法论外,在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中任何研究方法都没有取得支配性地位,这说明比较教育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开放性;最后,比较教育的开放性表现为研究者的开放性,具体表现在比较教育的研究者一般都具有较为开放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意识等。结合对比较教育学开放性的探讨,刘宝存教授指出,比较教育的边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拓展的,是一个无止境的疆界。


        加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强化比较教育方法论建设。在此次研讨会上,东北师范大学的张德伟教授和博士生魏薇分别就“实地调查”和“现象学”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作了报告。张德伟教授的报告《试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实地调查”》在首先探讨“全球化时代区域教育研究之于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这一背景性问题的基础上,着重从学理上对区域教育研究中的“实地调查”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实地调查”之于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实地调查能够使研究者了解所研究区域的教育文化及其用处或功能;2)实地调查能够使研究者收集到全面的真实可靠的一手教育资料;3)实地调查能够形成区域教育知识;4)实地调查具有构建理论的基础作用。开展“实地调查”,研究者首先要利用实地调查的各种方法(访谈、问卷调查、参与观察等)形成数据,其次要遵循实地调查进入现场之前、在现场、从现场返回这一完整的活动程序,还要保证与本民族文化的隔离以客观审视实地调查的对象,最后应当通过实地调查创造出自己的理论。魏薇的报告《现象学方法及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在论述现象学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应用这一核心问题之前,从作为哲学理论的现象学和作为研究方法的现象学两个层面揭示了现象学的含义,并指出现象学作为研究方法首先被应用于教育研究领域,成为考察、分析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重要研究方式,20世纪70年代后被引入到了比较教育研究之中。现象学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视角的扩展、研究范式的转型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融合,为比较教育研究向纵深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现象学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很难实现彻底的悬置、描述性有余而概况性不足,以及现象学本身在方法论上存在不确定性等。


        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也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尤其在倡导区域教育研究的今天,关注区域知识的生产和对异域知识的消费成为比较教育学的职责和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东北师范大学的博士生苗学杰的报告《叙事重构与异境校验:比较教育学地方性知识的生产与消费》对比较教育学地方性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给予了关注,认为地方性知识的生产、交流和校检所强调的从“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深描、深诠可知区域知识、文化个案参与式调查的学术探究机制,对文化实体存在的内在意义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按照主观认知梯度和客观要素差序,从文化符号解码、知识图景深描、知识叙事重构三个层级生产比较教育地方性知识,再通过同一掮客迻译、知识溢出扩展及知识的意义协商等消费手段构建比较教育学区域知识应答校检机制,对修复学术运思逻辑的盲点和回应学界区域研究的转向具有重要作用。

 

        二、东北亚区域视角下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在全球化趋势下,比较教育学不仅要从教育学立场上研究全球教育问题,还必须着重研究区域和本土的教育问题。比较教育研究要从全球视野出发,探寻区域教育的特质,以区域教育的理论化形成对全球教育的规律性认识,切实领悟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具体到东北亚地区,如何加强东北亚区域教育互动与合作,以及在这种区域互动与合作中我国如何扮演好大国的角色,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山大学冯增俊教授的报告《走向大国下东北亚区域教育互动与合作战略探讨》认为,立足全球化背景下的东北亚区域教育互动与合作,要强化在全球化下统筹推进、强化区域内教育交流学习、推进国际理解教育并促进文化互动融合;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则要坚持推动东北亚区域文化模式创新下的教育合作机制、坚持推进东北亚教育创新发展以及坚持推进东北亚发展模式创新。他认为,我国要想在东北亚区域教育互动与合作中扮演好大国角色,必须重视三个方面的工作:1)以大国思维定位东北亚教育合作;2)建立重点教育研究及合作机构;3)建立走向大国的东北亚教育合作机制。日本新泻大学相庭和彦教授的报告《东亚经济圈的发展与教育全球化----问题与展望》认为,覆盖日、中、韩三国的东亚经济圈是支撑今后亚洲发展的核心,在全球化趋势下,随着经济活动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东亚地区的人们会经常性地进行合作,东亚国家的人民应该相互了解彼此的思考方法和生活习惯,这有赖于教育的力量。他指出,把东亚地区建设成为和平发展的地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东亚各国的教育改革面临着培养理解亚洲文化及其特色的人才的共同问题,我们要重视培养既了解本国文化传统又尊重别国文化传统的人。为此,我们应该做如下努力:1)共同开发理解对方国家传统文化的学习项目;2)加深教师的相互理解;3)建立初等学校相互访问的制度。为了保障这些措施的实施,日、中、韩三国学者之间在“传统文化相互理解”上形成共识、教育行政人员建立相互信赖关系、为开发相关项目开展合作研究是必要的。


        西南大学陈时见教授的报告《当代社会发展与教育改革》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经济、科技革命、多元文化等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出发,阐述了教育改革的基本走向:1)建构终身教育体系,促进终生学习;2)创新教育模式,促进创新人才培养;3)推动教师专业化培养,满足教育改革的要求。


        在东北亚区域视閾中探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发掘区域内共存的教育问题。东北亚地区,中国、日本、韩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便是英语教育中费时低效的“哑巴英语”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志成教授对该问题给予了专门的关注。黄志成教授的报告《中日韩英语教育问题比较研究》通过对三国国家特性、民族个性、环境特点、教育特点以及政策调适性等各种因素的分析,从中认识到中日韩三国的国家特性决定了各国母语的强势地位,并且未来也不可能有所改变,对于英语教育,虽然中日韩三国还是会越来越重视,但是重视的程度会随着国家以及国际发展的状况而有所变化。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哑巴英语的困境,但只要具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并运用适当的方法,英语学习还是可以取得一定成效的。

 

        三、东北亚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国别研究一直是比较教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与会的专家、学者主要针对日本、韩国和俄罗斯三个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在我国是备受关注的问题,日本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也曾就该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均质化策略”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平等的迷思与烦恼。北京师范大学高益民副教授的报告《平等的迷思——日本教育的“进”与“退”》从生均教育经费均衡度、学校教育设施均衡度、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师数的均衡度等几方面对日本教育“均质化”做了历史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日本的“均质化政策”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如何看待“效率优先”、如何认识“差异(距)”与追求平等、如何在不同教育均等观下进行政策选择以及如何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与个人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将我们引入更深刻的思考之中。同时,教育改革想要获得成功,关键在于是否有优质的师资,因此教师教育改革问题也是近年来讨论较多的话题之一。东北师范大学刘学智副教授的报告《日本中小学教师教育改革:经验与启示》就日本中小学教师教育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梳理了日本教师教育改革的背景以及日本教师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教师教育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我国的教师教育目标应当实现与时俱进;其次,必须打破我国教师资格终身有效制;最后,要实现教师教育课程的一体化。另外,在各级教育中受全球化影响最为明显的当属高等教育领域,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浪潮下,高等教育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市场化。然而,原有的制度框架难以发挥大学的创造性以适应市场化的要求,为此日本推行了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崔玉洁提交的论文《日本高等教育市场化》认为,日本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大学设置基准的大纲化为契机开始了市场化之进程,进入21世纪后改革愈发频繁。日本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推进国立大学法人化、引入事后监督机制和实行认证评价制度等。


        在韩国,目前备受国家、学界以及国民关注的教育问题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教育评价、教育的特色发展以及教育的民主化等领域,与会的专家、学者就这些领域某些方面的具体教育问题进行了研讨。韩国职业能力开发院的姜一圭研究员、金钟禹副研究员提交的论文《韩国的经济增长和职业教育政策改革战略》着重探讨了韩国的经济增长与职业教育政策改革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以往的职业教育政策在与经济发展计划相结合、先行于经济发展阶段、保持政策一贯性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也表现出一些不足,比如职业教育和职业训练的联系不足、未能与社会文化背景实现良好协调等。基于认识过去、展望未来的思路,韩国提出了“工作—学习—生活归一教育”的“展望2020:面向所有人的职业教育”的战略构想,通过创新中等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构建生涯指导与就业支持体系以及搞活继续教育等方式推动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韩国教育开发院具滋亿主任提交的论文《韩国学校评价的现状与展望》对韩国学校评价的现状、韩国学校评价的共同指标体系与自我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分析,并对韩国2006-2009年学校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1)应当设立综合评价等级;2)使市、道层面的学校评价更加灵活;3)通过实行学校责任经营制解决评价结果的问责问题;4)对不达标学校给予制度性援助;5)培养学校评价专家等。另外,东北师范大学梁荣华讲师的报告《权威主义的变迁与韩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中心》从权威主义变迁的视角对教育政策制定的民主化演进过程给予了关注。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权威主义各变迁阶段教育政策制定的主体、过程与特征的考察,可以认为权威主义的变迁与韩国教育政策制定之间存在着基本对应关系,权威主义的变迁对韩国教育政策制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韩国的教育政策制定正在逐渐走向民主化。
在对俄罗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讨中,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就俄罗斯的教育改革政策、教师教育改革、信息技术教育改革以及安全教育等议题作了报告与交流。北京师范大学肖甦教授针对梅普组合时期俄罗斯教育改革政策的导向与发展前景作了精彩的报告。她的报告《梅普组合时期俄罗斯教改政策取向与发展前景》在对梅普组合之前俄罗斯教育改革历程与特点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分析了梅普组合时期教育改革政策的内容导向,指出梅普组合时期俄罗斯教育改革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制定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增加教育财政投入、实质性地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增强职业教育阶段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及建立新型教育模式等。梅普组合时期俄罗斯教育改革政策的变化告诉我们,教育改革既要顺应时代与国际趋势,又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既不应墨守成规,也不能妄自菲薄,要珍视传统和优势;教育改革不应以长官的意志为转移,应当符合科学规律。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国立师范大学斯维特兰娜(Соколова СветланаВладимировна)副教授的报告《俄罗斯现代大学教育:关于教师综合能力培养问题》主要阐述了俄罗斯现代教育教学中为提高大学生及未来教师综合能力的教学法改革, 并对微观教学中的教学法实践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俄罗斯现代大学的教师及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俄罗斯国立伏尔加格勒工程大学戈尔基(Геркушенко Георгий Геннадьевич)副教授的报告《俄罗斯联邦初高中使用 Web 2.0 资源的实践》主要阐述了当今俄罗斯中学信息教育的发展状况, 重点阐述了俄罗斯普通教育学校在教学实践中利用Web 2.0 服务器以及掌握 Web 2.0 服务器的相关概念,在教学组织和教学实践中通过使用Web 2.0 服务器进而提高教学技能水平。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赵伟的报告 《俄罗斯中小学生安全教育》从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理念与法律依据、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的构成及实施、 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的特点等方面对俄罗斯中小学生安全教育进行了全面论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俄罗斯的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已经形成体系, 采用多种渠道、以学校正规课程传授为主进行安全教育;2)安全教育课程在设置上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 不拘泥于理论知识的传授,积极开展实践活动,坚持循序渐进原则;3)共同参与是合力打造安全教育良好氛围的前提。

 

        四、教育的问题研究


        问题研究也是比较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类型。 在此次研讨会上,东北师范大学的饶从满教授就公民教育问题、 高亚杰博士生就综合性道德教育论问题作了报告。 饶从满教授的报告《公民教育中应该处理好的两个基本关系》指出,公民教育作为为社会—政治共同体培养合格成员的一种教育,必须要处理好两个基本关系,即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关系,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前者涉及公民教育的目的, 后者涉及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 无论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关系,还是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均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取舍关系,而是一种需要动态平衡的关系。 在积极推进传统的德育体制向现代公民教育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这两个基本关系。高亚杰的报告《传统与创造———统合性道德教育论解析》对日本学者伊藤启一教授倡导的统合性道德教育理论进行了介绍和剖析。统合性道德教育以 “统合性” 为前提和统摄, 将教师主导的传统道德教学(传授和理解的 A 型教学)与儿童主体的新型道德教学(接纳和创造的 B 型教学)、道德价值的传授与创造融合于多课时大主题的道德教学中, 以此来实现一种充满活力、快乐易行、无灌输的内化价值的道德教育,培养儿童丰富的道德性和人生观。她认为,统合性道德教育理论对我国道德教育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梁荣华,张德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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