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7日至8日，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第二十届年会在重庆市顺利举办。本次年会由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主办,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承办。年会以“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教育变革”为主题，来自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华南等七大区域102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小学校、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等近500多位专家学者和在读博士研究生线下参加了本届年会，社会各界人士20余万人次在线观看了大会直播。会议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教育变革”的大主题之下，分别从后疫情时代中国比较教育学科使命与前瞻、各国教育政策应对、教育实践创新、国际教育组织的教育主张与贡献、国际教育交流与跨境教育、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等方面展开，体现了全球疫情背景下我国比较教育的使命与价值。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理事长、亚洲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刘宝存教授在全面总结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近期工作基础上，围绕后疫情时代全球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就中国比较教育学如何推动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更好开展国际教育组织、跨境教育发展、教育对外援助、全球教育治理等领域研究做了系统阐述，引起与会代表热烈反响。
一、后疫情时代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新使命
新冠疫情冲击着全球经济与教育发展格局，这对于以全球视野、国际交流与共同发展等为主要任务的比较教育学科而言，其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虽然遭遇逆全球化困境，但全球化的未来趋势不可阻挡。为此，针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发展的区域化发展进一步增强的趋势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需求，比较教育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须担当新时期的新使命。
在关于后疫情时代比较教育学科新使命方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彭正梅教授认为，比较教育是现代化学科，国际教育是全球化学科，全球化世界和全球问题都需要国际思维，因此应参与建构国际思维及打造我们自己的国际教育品牌。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吴坚教授分析了后疫情时代国别和区域教育研究的使命与前瞻，认为当前推动国别和区域教育研究工作恰逢其时，国别和区域教育研究概念的统整化、跨学科协作研究平台的制度化、后疫情时代理论方法的特色化应成为比较教育国别和区域教育研究的时代新使命。河北大学傅松涛教授提出了用国别教育研究的全球区域化范式突破、解构、平化、重组和超越地理区域和政划区域的界限和藩篱，创新出真正的全球教育学的观点。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当前疫情的全球蔓延和百年大变局叠加交织，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大势所趋，而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须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姜英敏教授分五阶段解读了我国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理解教育的政策语境和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两大目标、六大内容结构为主线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体系。首都师范大学桂勤教授认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教育应建构合和教育的愿景，即以培养在不确定的速变巨变时代可以安身立命并追求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及自我合一的“三合一”的合和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北京师范大学滕珺教授从教育理念、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几方面阐释了中国“国际教育”的现代性本质，认为坚持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国际教育”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西南大学兰英教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境遇、思维方式、应对策略等方面阐释其文化属性，并对其如何在教育中发扬光大做出了思考。南京师范大学张蓉博士研究了后疫情时代全球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建设，强调各国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以“尊重、理解、合作、共生”为原则，基于全球素养的培养来整体构建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体系，进一步协调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目标中民族性与全球性的关系，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发展的区域平衡，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全球素养。
在比较教育基本理论建设方面，华中师范大学王建梁教授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较教育学科转型的视角，指出萨德勒见证了比较教育学科20世纪上半期的转型和发展，孕育出学科转型的五大要素，即推动了比较教育研究者身份的转变、研究目的的转换、研究方式的过渡、研究方法的转折、研究结果的专业化等。从其学科贡献来看，萨德勒是学科大厦的重要奠基人，扮演着“比较教育之母”的角色。北京师范大学杨明全教授在“比较教育理论视角与学科知识建构的当代课题”的报告中指出，在学术共享，思想多元的背景下，比较教育学者自觉汲取更宏观的社会学的理论和主张来阐释比较教育研究的相关问题，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视角，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等。在每一种理论视角的关照下，诸如现代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依附理论、解放理论等理论主张被用来解释比较教育的相关话题，由此拓展了学科理论视野，提升了研究成果的解释力。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我国比较教育科学带来的挑战和问题，与会代表提出，在理论上需在学习借鉴已有比较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比较教育理论，在实践上需要拓展新的比较教育和国际教育的技术和领域。沈阳师范大学马立武教授、绵阳师范学院王涛教授、牡丹江师范学院肖占君博士等指出，后疫情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者的新担当应从“借鉴外国教育”走向“推荐中国教育”；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应从关注“他者”转向“我者”，应“扎根本土、放眼世界”，在理解当代的人性善恶并尝试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方面发出中国声音。
二、全球疫情考验下国际教育组织的教育主张与贡献
面对疫情，国际教育组织在推动全球教育发展和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会学者深入研究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文凭组织等在疫情考验下的教育主张与重要议题，肯定了国际教育组织在教育抗疫中的引领作用。
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抗疫教育主张与应对机制，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傅林教授、重庆文理学院高光博士、嘉应学院刘奕涛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尹雅丽博士等进行了研究。他们分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各国政府增加对教师的投资，优化教师培训，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领导力，以及成立“全球教育联盟”等疫情应对的具体举措与行动。这些研究指出，疫情下“全球教育联盟”一是促进了全球教育资源的高效整合，加大了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救助力度；二是推动了教育公平和平等，积极恢复受灾地区教育的正常化运转；三是强化了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推进了全球学习型社会的构建。疫情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亚太地区的教育援助行动在主体管理模式、远程教育改革、“开放性”的合作态势等方面发挥了鲜明的职能特色，通过进一步扩展援助资金渠道，加大与非官方组织的合作、强化多部门、多学科的协作等举措不断完善了其对亚太地区教育援助体系的建设。这些经验为我国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对沿线欠发达国家的教育援助提供了借鉴。
华东师范大学祝刚副教授对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组织关于如何应对疫情背景下教师教育改革挑战进行了差异比较，认为我国需进一步提升教师在线教学设计能力和信息素养，推动线上与线下教学的统筹协调发展，关注后疫情时代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多元需求，以及倡导教师适应后疫情时代的多种角色期待与要求。首都师范大学沈蕾娜副教授对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疫情期间颁布的重要政策文本，用N-vivo12软件进行编码分析，从学校管理、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三个维度总结出疫情后全球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势。上海师范大学宋佳博士介绍了全球疫情背景下世界银行的三个重要教育议题，一是学生学习损失或学习困难指标；二是辍学率的增加；三是疫情致使校园午餐停止，进一步加剧社经地位低下学生的困顿。
华南师范大学李阳琇博士以OECD“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education - Insights from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0”等7份文件和报告为蓝本，分析新冠疫情爆发对OECD国家教育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并从启动大规模线上教学，培训校长和教师适应网络教学，对困难学生实施经济补助，密切监测学生学习投入度等方面总结分析了OECD组织应对新冠疫情的教育政策措施。江南大学屈廖健副教授考察了经合组织社会情感能力调查项目，认为该项目基于数据对不同群体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分析以及对各国最佳教育实践的总结，能够促使教育在后疫情时代个体健康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三、后疫情时代国际教育交流与跨境教育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凸显了全球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各国之间的跨境教育交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当前，世界各国应始终秉承互利共赢基本理念，积极推行国际理解教育，倡导跨域教育合作与互动交流。与会学者尤其聚焦后疫情时代我国跨境教育发展趋势与战略要点、来华留学生教育、教育援助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
西南大学陈时见教授介绍了“一带一路”视域下跨境民族教育的价值转换与发展走向，认为跨境民族教育从“边境民族教育”走向“跨境国际教育”，是新时代跨境民族教育的发展机遇，既有利于跨境民族教育的创新发展，又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还可以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教育创新发展的基本范例。辽宁师范大学杜岩岩教授在比较分析俄美欧中亚跨境教育战略要点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定位于加强顶层设计，制定跨境教育战略；实施援助项目，拓宽中亚教育市场；开展境外办学，抢占中亚教育资源；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以进一步提高我国在中亚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徐匆匆博士总结了我国海外办学的法律适用与风险防范，并基于国内法和国际法双层面问题，提出了亟需出台针对我国海外办学的具有较高效力位阶的专门性法规，对已制定的法律法规或政策性文件进行梳理，避免法律冲突等建议举措。北京工业大学王绽蕊博士通过SWOT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大学实施本土国际化战略机遇与挑战共存，在全面国际化理念指导下，本土国际化与跨境国际化统筹规划、协同发展，不断彰显大学国际性学术机构的本质，以服务于全人类的福祉与未来，才是大学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湖南文理学院涂丽华副教授就转学的国界限制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应该从高校接收转学生的容纳能力、转学考试、转学的教育财政意义、积极配合疫情期间的中外合作办学等方面突破国界的限制，构建双向的自由转学机制。
国际教育援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题中应有之义，其为提高后疫情时代各国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大有裨益。西南大学徐辉教授介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我国教育援助的内生逻辑与基本经验，强调扎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工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对外援助的根本遵循。我国教育援助的内生逻辑来自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服务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立足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浙江大学吴雪萍教授在阐述发达国家对外职业教育援助的动因、路径及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职业教育援助的若干建议，包括坚持合作共赢职业教育援助理念，系统设计职业教育援助路径和项目，实行多主体参与职业教育援助模式，充分发挥受援国的主体作用，利用互联网开展职业教育援助，建立职业教育援助效果保障机制。
留学教育是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举措，也是加强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途径。同济大学江波教授阐述了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学生流动问题，指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改变留学认知、留学目的国和目的学校的选择，加速线上教育的使用及普及。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各国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加强合作沟通，进一步展现出中国扩大开放、推进全球合作的决心和诚意。华东师范大学李梅副教授基于《门户开放报告》、《COVID-19调查系列》以及《国际学生招生调查》的最新数据，从接收学生数量、入学新生数量、学历水平和专业等方面，考察中国学生留美变化的新动向。北京师范大学张梦琦博士对后疫情时代来华留学教育进行再审视，认为应把握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坚持系统与多元的教育导向，形成趋同化与特色化兼顾的服务体系。温州大学刘方林博士探讨了云南边境学校外籍学生跨境就读现状，指出在社会“事实”与“制度”博弈中，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外籍学生跨境行为选择与正式制度的社会控制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张力，使得边境地区外籍学生跨境就读面临制度困境。浙江大学吴寒天教授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探讨后疫情时代国际学术流动的发展趋势，指出大学的世界主义内生属性使国际学术流动这一普遍冲动具有较强的自我恢复能力，因而不应认为单一突发性危机会对宏观趋势造成根本性逆转。
四、后疫情时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
新冠疫情使得全球教育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共性危机，而全球教育治理是国际社会各利益相关方通过多种方式共同管理全球教育事务的活动。基于此，与会学者积极聚焦后疫情时代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指向问题与理论建设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张民选教授对疫情中和疫情后国际教育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进行了阐述，从援助资金、共享平台、教育知识、教学材料、技术支持、话语倡议等方面介绍了上海的尝试与实践，并指出比较教育学者应了解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研究中国教育改革经验、提炼教育理论知识、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提供国际教育话语、提供国际教育公共产品，我们才能够真正拥有国际话语权、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浙江大学阚阅教授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建设与战略选择。南京师范大学程晋宽教授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视角，阐述了世界遗产教育思想，强调世界遗产教育是一项为了“全球共同利益”的系统工程。首都师范大学乔鹤博士在分析后疫情时代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中国等主权国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议题、机制与行动的基础上指出，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主权国家需要权衡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注重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统一，以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北京师范大学丁瑞常博士对全球教育治理的勃兴及后疫情时代发展问题进行了探析，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剧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危机，给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教育治理带来了极大的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挑战。另一方面，集体行动与合作共商的价值在这场疫情中也得到了凸显，而且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不凡表现有望重塑西方中心的全球教育治理格局。
针对教育治理中的一些专门问题，华东师范大学邓志伟副教授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腐败治理进行了研究，总结出教育腐败包括学生管理中的腐败、学校建设中的腐败、教师与干部聘用与管理中的腐败以及教育中的隐形腐败，认为教育腐败治理就是对于教育权力的规约，提出了依法治教，加强反腐败教育等建议。华南师范大学高皇伟博士基于后疫情时代国际中文教育治理难题，提出应从孔子学院转隶问题、多元主体参与问题、中文服务质量问题等方面探讨国际中文教育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衡阳师范学院左崇良副教授比较了全球化视域中“学术共同体”治理模式，“受托人”治理模式，“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和“合作网络”治理模式四种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异同，强调我国高等教育的治理变革既要有遵循治理现代化的国际准则，又要有源自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实践依据。
五、全球疫情考验下的教育实践创新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致使教育遭受严重冲击，各国都在尝试探索教育应对实践，以有效回应此次疫情所带来的严峻考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博士指出，疫情之下的困难环境虽提供了对教育改革或刺激教育改革的机会，增加了线上教育，降低了教育成本，但从全球教育角度看待，这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因此对疫情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应有充分认识，包括疫情导致经济衰退而减少教育投入，影响就业形势和工作形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对全球教育的影响等。西南大学周谊教授比较分析了疫情期间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等国教育应对政策与实践的异同，认为采用远程教育代替传统的教室教学虽防止了教学中断和学生学业荒废，但须重视因教师水平、方法以及学生的努力程度、好学程度，家长、环境等多种因素而到导致的远程教学效果差异。
北京大学施晓光教授在“转新冠疫情危机为机遇，加速全球高等教育变革”的主题报告中指出，全球大学都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数字化和个性化教学将成为新常态，至此应重新定义大学，做好大学规划，重新审视人才培养目标，重视大学教师培训项目中的技术培训等问题。华南师范大学施雨丹教授基于大学生心理需求变化调研现状，就返校复学后做好大学生心理调适与疏导、稳定教学秩序提出了相应建议。与会代表还介绍了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其他一些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林杰教授对Covid-19疫情下英国高等教育的潜藏风险与应对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英国政府基于英国高等教育出现的国际生源流失、学校关闭、停学等严峻形势，以高校危机管理、在线教育创新、财政制度重组为主线作为短期行动，以强调社会服务为长期行动的指导观念，着力发展职业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反思与价值重塑。郑州大学周倩教授对全球疫情考验下的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指出俄罗斯高等教育将把开发和培养未来教师信息技术、数字资源应用能力纳入教学大纲；更加重视学科交叉和跨学科建设，以培养有足够能力应对多变环境的复合型人才。
后疫情时代，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是有效应对疫情大考的重要保障。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饶从满教授分析了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教师素养模型建构，认为我国应建构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视野的、既反映时代要求又体现基本传承的、导向功能优先又兼顾评价功能的、“经师”规范与“人师”理念合一的素养模型。华中师范大学戴伟芬教授以第三空间概念为视角，以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为工具，探索了贫困地区农村教师教育的路径选择，指出教学社区在缩小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提高农村教师教育的文化适应性，加强教学互动，优化农村教师信息技术资源配置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后疫情时代各国教师教育制度设计方面，四川师范大学王芳副教授通过对后疫情时代日本教师和塾师资格认证的源起和发展、主体和对象、分类和标准、程序和期限、价值和意义的比较分析，发现不同类型教师的资格认证特点以及它们如何各有侧重且互为补充，能够为我国规范教育培训行业提供借鉴。
在基础教育方面，与会代表介绍了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中国等不同国家的教育改革。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马健生教授论述了比较视野中的高考改革观点，认为“全科设考、全员参与、组合录取”能够以直接有效的方式达到新高考方案的效果，降低改革复杂性，且“全科设考”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高中课程难以开足开齐的问题，既维护了国家课程的权威性，又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保证了高校招生质量。海南师范大学张德伟教授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日本中小学“体验活动”政策的提倡、制度化与初步实施概况进行了论述，指出日本主要通过课程改革来不断强化中小学体验活动的实施的。云南师范大学张睦楚副教授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教育的价值取向改革进行了讨论，认为“分流—合流“的发展过程，显示出了安大略省教育理念螺旋式的深化，也意味着西方当代教育呈现出了多极化、多维度的价值取向。
本次年会，学者们紧紧围绕“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教育变革”的大主题展开积极讨论，既进一步厘清了比较教育的时代新使命，提出了比较教育研究未来区域教育、跨境教育、国际理解教育、教育援助的研究重点，又重点考察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教育政策及举措，探讨了全球教育治理的新趋向与中国作为，同时也积极聚焦全球疫情考验下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实践创新和改革。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比较教育学将接受后疫情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凸显学科价值，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智慧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