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3日至4日，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第十八届年会在海口顺利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主办，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承办。本次会议规模盛大，嘉宾众多。来自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40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交流。会务组共收到论文近300篇，其中硕博研究生的论文超过了半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比较教育学人才后备队伍的不断壮大。
本次年会的主题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与比较教育的时代使命”，在这个时代迅速变革的历史时期，大会主办方有意倡导的“年轻化”和人才培养并重的价值追求。这不仅因为年轻人带有更为鲜明的时代气息，也是因为学术队伍建设必须在不断传承的过程中寻求新的发展。因此，无论是大会报告还是分论坛发言，中青年学者都成为了此次年会的“主力”。综合而言，整个年会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体现了近年来我国比较教育学者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与新观点。
一、方法论与学科建设：比较教育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深刻指出在全球化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历史境遇下，比较教育该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不仅是本次年会研讨的主题，更是比较教育学科今后发展必须面对的战略性问题，这开启了此次年会学者对比较教育发展现状与出路的深刻反思。尽管比较教育学科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境遇，但是许多学者也冷静地意识到学科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势必直接影响战略目标的实现。
综合来看，与会学者认为比较教育学科中存在的两个突出的问题值得普遍关注：一是比较教育学人对本国教育发展的关注度远不如发达国家从而导致的“民族性弱化危机”；二是在学科建设的讨论中对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不如科学研究从而导致的“人才培养危机”。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教授在题为“比较教育研究与教育现代化”的主旨发言中充分表达了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关注。在他看来，“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在今年能够在北京顺利召开，这表明了世界比较教育研究界对于中国问题、中国声音的关注度正在不断攀升。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我们更应该对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清醒的认识。而相比于经济改革领域“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风险、补短板”思路的逐渐清晰，教育改革思路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在全面发展、素质教育、以人为本等理念先后成为教育的指导思想之后，我们应当重新思考未来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作为比较教育学人，我们不能只关注发达国家发生了什么，也必须冷静地意识到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非义务教育供给水平、全社会的教育投入水平、“双一流”建设水平和高质量教师供给水平等五个方面的供给侧改革仍旧任重道远；在“补短板”方面，通过教育实现精准扶贫的任务仍旧艰巨；面对世界优秀的大学、中学在全球范围内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文化自信、教育自信的缺失可能成为我国教育发展最大的风险……
西南大学的兰英教授则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对全球化时代“民族性弱化危机”的认识。她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比较教育确立了面向世界、学习西方、描述借鉴的发展路向，研究选题多为发达国家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形态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在方法论上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上的西方优势论，研究目标上的社会本体论，研究对象的宏观结构论，研究方式上的描述借鉴论，研究主体的西方话语论。在方法论上缺乏对本土文化的系统认知和对自身文化优势的轻蔑。基于此，她提出应当正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民族性”不足的问题。
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与会嘉宾的支持。例如深圳大学肖海涛教授认为在尼古拉斯·汉斯的比较教育思想体系中，民族性、历史传统、因素分析法是三个重要的核心概念；而民族性和历史传统又是因素分析的基石。无论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还是当下困境的角度，今天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和学科发展都必须审慎思考“民族性”的问题。海南师范大学段会冬在发言中提出中国比较教育界早期学者庄泽宣早在民国时期就曾写过《教育与民族性》，这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从比较教育学科角度进行民族性相关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它还间接促成了中国大陆第一本《教育人类学》著作的诞生。这表明“民族性”应当是比较教育最为基础性的研究问题和最为重要的研究视角。王英杰教授更是直接指出，伴随着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完成了从前科学（pre-science）时代向规范（normal）时代甚至是革命（revolutionary）时代的转变，中国的比较教育不能仅满足于传统的介绍、借鉴为主的研究范式，必须认真思考该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相比于“民族性弱化危机”，“人才培养危机”似乎在深刻性上略显不足。然而，人才培养的问题事关整个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未来，因此，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思考。例如河南大学杜静教授认为当语言优势不再明显、国外留学经历缺乏、教育学涵养不足等问题不断浮现之际，比较教育人才培养特色的缺失已然成为比较教育面临的重要生态危机之一。浙江大学阚阅教授在“全球治理视域下我国国际组织人才的现状挑战及发展战略”报告中指出在全球治理的视角下，国际组织作为全球治理新的参与力量应当成为政策导向的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这意味着比较教育必须在培养胜任国际组织工作、从事国际组织研究工作的人才贡献更多的力量。北京师范大学的丁瑞常博士也提出以往的研究与讨论多集中从科研的视角讨论比较教育学科的身份危机，而缺少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他基于中欧联合调优研究试点项目的研究提出应当着重在自主学习能力、分析和综合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实践中应用知识的能力四个方面加强比较教育学科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教育国际化：从理解世界到更好地理解中国
在全球化的时代，教育的国际化势必成为比较教育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由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然成为学界公认的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此次年会许多学者延续了比较教育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注。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如何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一些学者进行了颇为深刻的学理性思考。北京师范大学马健生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场域实质是由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共同构成的两个或多个同心圆，前者居于同心圆的“周边”，而后者处于同心圆的“中心”。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是两个或多个高等教育机构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河北大学傅松涛教授认为教育体系是社会生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自身也是一种真实完整的全质性社会生态体系。这必然决定和要求教育体系的开放化建设必须充分关注社会生态的体系化、全球化、分享化、平等化、科技化等重要基础。陕西师范大学李延平教授等学者认为今天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不能忽视“世界主义”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作为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视角，世界主义所强调的共性与个性兼顾的基本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尊重差异、善待他者、寻求共识等原则对于今天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学理性的思考为我们认识教育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与学理上的思考相对，不少学者也将目光放置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制度、政策等层面。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陈璐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来，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规模不断扩大，更反映了日本试图通过最大化地发挥社会力量，形成“全球化人才培养共同体”的积极努力。西北师范大学牟海飞等学者深入研究东京大学教育国际化的理念与实践，认为东京大学在加大各类国际交流项目的开发、国际化课程的全面开设、定期交流制度等制度的完善对落实东京大学旨在培养直面全球化难题国际人才的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除了关注日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之外，其他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也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例如，陕西师范大学袁利平等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历史，阐述了俄罗斯试图通过旨在同国外高校或国外著名公司合作的“跨国联合培养计划”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尝试，突出了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个性化探索。西北师范大学滕志妍等则论述了新加坡在均衡“国际本土化”和“本土国际化”之间的有益尝试，这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如何处理“本土”与“国际”的关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发达国家基础教育学校的全球招生战略，认为国际化只是高等教育专利的想法显然不合时宜。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帮助基础教育学段的学生在理解世界的同时理解本国，形成自己的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才是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旨归。国际理解教育的兴起正反映了这种诉求正在被许多国家所接纳。
南京师范大学李文晶与靳文卿分别研究了英国和澳大利亚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他发现两国的国际理解教育都非常强调全球公民意识、共享未来世界等带有鲜明“世界视野”的理念。相比于英澳等发达国家，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起步较晚，总体发展也较为滞后。诚如南京师范大学张蓉教授所言，缺乏明确的“学生国际理解素养”的目标、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体系不完善、国际理解教育发展不均衡、教师缺乏国际理解素养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然而，北京师范大学姜英敏则提出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年）》第一次在国家政策文本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国际理解教育以来，在实践中出现的既有课程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作为校本课程的国际理解教育以及探究型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开发三种尝试，反映了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已然走向了更加多样化的实践阶段。 不仅如此，就已有学者的研究可知，我国业已开展的国际理解教育隐含着更多的“国家视角”，更倾向于从“世界——中国”的框架下思考如何在帮助学生理解世界的同时理解中国。这不仅意味着全球化浪潮对世界的全面影响已然成为了我国基础教育难以回避的历史境遇，也蕴含着如何在国际理解教育中培育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
全球化时代学生跨境流动的常态化，尤其是近年来来华留学生的规模不断上升，为教育国际化研究提供了又一研究领域。如何更好地培养这些学生以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是教育国际化领域新近的研究热点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程晋宽教授在题为“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效益的提升策略”的报告中指出，留学生教育质量是全球化时代教育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因此，应当在学制管理、舆论宣传、奖学金制度建设、服务市场体系开发等方面着力改善留学生培养质量，把握国际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华南师范大学李胜蓉认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不仅促使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为留学机构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而南京师范大学李程远则认为我们应当充分警惕出国留学规模依旧大于来华留学规模的现实，充分意识到在高等教育国际市场背景下，大量的生源外流可能导致我国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面对这一现实，上海师范大学邓文静认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招收留学生的标准不尽相同，但接收外国青年才俊来本国就读，培养其对留学国家的了解，进而形成对留学国家的友好感情是世界各国开放本国高等教育体系，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共同目标之一。北京师范大学谢燕妮更是明确提出打造“留学中国”品牌才是应对输出大于输入的留学现状、建设留学教育强国至关重要的战略选择。
三、“一带一路”战略：走向“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比较教育对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关注明显多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空间，这对于比较教育从“发达国家教育研究”走向真正的“世界教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本次年会，与会学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东南亚教育研究、非洲教育研究和南亚教育研究等领域的诸多成果体现了近年来比较教育研究的这一重要转向。
华南师范大学柯森教授在题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的政策分析”的报告，提出了东盟教育研究与东南亚国家教育研究的不同，应当突出作为国际组织的东盟在东南亚国家教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开启了本次年会围绕东南亚教育研究研究成果交流的序幕。同为华南师范大学的马早明教授认为尽管中国与东盟合作有着极其深厚的、共同的社会文化根基，但是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等实际上使中国与东盟的教育合作面临更多的挑战。面对这一问题，我国应当从东盟国家切实的需求出发，在助力东盟社会产业转型、一体化的高等师范教育体系建设、高等教育一体化等方面着力加强同东盟的合作。
作为东南亚重要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例如，西北师范大学彭岩认为尽管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经历了从“请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变，但时至今日经济之上和国际化的表层化等问题也对我们进一步了解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思考。近年来我国高校在马来西亚建设分校的实践也成为马来西亚教育研究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北京师范大学陈星玲通过对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办学现状的分析指出，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充分利用福建与马来西亚的地缘关系与历史渊源，加强南洋研究院与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科研力量，增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吸引力，是该校面对激烈竞争必须采取的战略选择。
与学者对马来西亚教育的研究不断深入相似，不少学者也对印度尼西亚教育发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黄宇认为印度尼西亚发起的世界大学“绿色”排名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及自然环境综合概念的理念充分展现出来，体现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大学试图赢得世界影响力的愿望。华南师范大学王格格则将研究的目光放置在印度尼西亚新近出台的CBT（Computer Based Test）考试政策。这一举措对于极大地提高网络和计算机信息技术在印度尼西亚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大有裨益。
相比于东南亚研究的不断深入，非洲教育研究也并不式微。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主阵地的非洲教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次年会的许多成果都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在非洲教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浙江师范大学万秀兰教授以“非洲大学科研的政策、困境及中非合作建议”为题向大会介绍了近年来非洲大学科研的发展困境与问题，并基于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中非合作的相关建议，充分发挥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的特色与优势。汤春红认为孔子学院已经成为非洲最权威的汉语文化教育和交流机构。因此，加强中非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跨文化对话，切实促进非洲民生发展，亟需孔子学院发挥更大的作用；吴书敏研究了南非新近出台的《2015-2019行动计划：2030学校教育目标的实现》，认为计划中对年度国家评估的重视以及提出要把它打造成世界级评估体系的想法充分表现了南非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珊珊认为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创造出不同于西方式的、有民族本土特色的高等教育才能更好地促进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张晓楠、陈明昆教授等学者研究了埃塞俄比亚初等教育发展的现状，认为尽管在入学人数、师资队伍、弱势儿童保障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依然存在完成率较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可以说，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为代表的我国非洲教育研究已经在非洲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与中非合作的多个层面系统展开，充分体现了中非交往之间“真、实、亲、诚”的总体理念。
南亚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印度这个在南亚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国家。例如北京师范大学胡瑞、刘宝存教授认为探究印度接受教育援助问题是“一带一路”战略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在关注“人文贫困”的理念指导下，着力打造基于“利益共同体”的教育援助策略，才能真正提升教育援助的有效性。海南师范大学沈有禄教授对印度的基础教育投资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认为印度在加大基础教育投入的过程中不断加大中央政府分担的比例以及宣传教育投资的价值，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将教育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以作为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的重要法理前提，这对我国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尽管这一领域的成果不似前两个领域那么丰硕，但是对于印度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仍旧值得比较教育的世界视野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发达国家基础教育：国别研究与领域研究的新进展
此次年会，我国比较教育学者对发达国家基础教育的研究延续了国别研究的传统，除了延续了对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外，芬兰基础教育研究的全面兴起是本次年会比较基础教育领域的一大亮点。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杨钦通过对芬兰基础教育核心素养的研究发现，芬兰不仅明确提出了核心素养应包含思考与学会学习能力,文化素养、互动和表达, 自我照顾和日常生活管理, 多元识读能力, 信息技术能力，职业生活素养和创业精神，参与、投入和建设可持续未来七大领域，而且将七大领域渗透到具体的年级和学科之中，这对如何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推进核心素养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湖南师范大学陈达倩认为芬兰幼儿园课程设置课程理念的人本化、课程目标的个性化、课程内容的多样化和实践性等层面对我国幼儿园课程建设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陕西师范大学荀伟高认为芬兰高中实行的包括学生顾问制度、指导员制度、学生自我管理制度在内的无年级授课制实现了在相对宽松的体制下高中班级的有效管理。可以说，我国学者对芬兰基础教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然涉及基础教育的各个学段，体现了比较基础教育国别研究的系统化。
在国别研究出现新进展的同时，围绕课程改革、英才教育、公民教育等一些基础重要领域展开的比较研究也成为此次年会重要的特征之一。
围绕课程领域的比较研究已经涵盖了基础教育的各个学段。例如，华东师范大学邓志伟副教授在“关于普通高中课程专业分化的思考——IBDP课程的启示”的报告中指出创新能力培养不足、与大学缺乏衔接、个性化发展不够突出都是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重要困境。IBDP课程的课程专业分化理念对于破解我国高中课程改革的瓶颈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上海等地的实践探索也从一个侧面证明IBDP课程具备一定的本土适应性。如果说邓志伟关于高中IBDP课程的研究反映了高中课程比较研究的新尝试的话，天津师范大学李素敏教授等对于英国小学数学教改新动向的研究则体现了义务教育课程改革领域比较研究的新进展。而云南师范大学曹能秀教授对英国和日本两国学前课程目标的比较研究则展现了我国学者在学前课程比较研究中的国际视野。
伴随着“普及十五年基本教育”等提法逐渐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热点话题，英才教育的提法逐渐减少，然而，不少学者仍然将研究的目光放置在发达国家的英才教育之上。例如，海南师范大学李振玉教授等在对中美英才高中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基础上，明确提出高中阶段实施英才教育对早期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培养与输送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厦门大学周序、海南师范大学莫丽娟则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充分反映美国纽约特殊高中特殊性的SHSAT考试之上，指出这种看似“掐尖”的招生考试制度本身不仅符合学校精英教育的办学特色，也为在数理逻辑方面具有潜质和“偏才”学生提供了一条录取的通道，这本身体现了“支持选择机制的公平”。北京师范大学王蓉则对澳大利亚首都地区《英才学生政策2014》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认为如正视英才学生的特殊需求、科学识别英才学生以及全社会参与英才教育三个方面是此政策对我国推进英才教育颇有借鉴意义。这些围绕英才教育的比较研究虽然涉及多个国家，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也不尽相同，但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即便是这些已经实现了基础教育普及化的发达国家，英才教育依旧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类型而存在。资优学生始终是国家总体教育战略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发达国家公民教育逐渐引起了我国比较教育学者的关注，本次年会不少学者将研究的目光也聚焦与此。华中师范大学唐克军教授在深入剖析苏格兰公民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清晰地勾画出苏格兰将“苏格兰神话”中追求平等的价值转化为公民教育价值导向的内在机理，这为我国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教育形态。沈阳师范大学杨婕认为加拿大“服务——学习”公民教育模式贯穿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整个系统，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活动使学生可以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这种旨在培养“主动公民”的尝试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上海师范大学的陈鹏、夏惠贤认为新加坡2014年最新修订的“品德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秉持了“以学生为本、价值为导向”的设计理念，明确了公民教育的目标、课程结构与核心概念，也提供了具体的实施原则与教学方法，这种操作性的极强的经验有助于我国公民教育的切实推进。东北师范大学宋强博士对于公民教育的发展持有更为审慎的态度。他认为全球问题对民族国家开展的传统公民教育提出了挑战，一种带有世界视野的公民教育思潮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我国的公民教育也必须在加强国家认同的基础上主动推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公民教育的根本旨归。可以说，我国比较教育学者对于发达国家公民教育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全球化与国别研究并重、欧美与亚洲发达国家兼顾的基本格局。
五、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制度与模式背后的“中国情怀”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提出了构建包含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战略目标，这直接引发了我国学者对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关注。例如，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引导部分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变，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徐辉和西南大学曹莉通过对芬兰罗约阿应用科学大学“发展中学习”教育模式的深入研究提出，突破传统的基于问题或项目的学习模式，强调大学的教育、研发与区域创新发展三大使命的高度结合，是我国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杨文明、华南师范大学何东认为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在教学研究型的办学定位，高级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目标，跨界性、聚合性和国际化的专业设置，动态性、及时性和实践性的课程教学，高学历、懂教育、重实践的师资队伍，国际化的办学思路和双主体、双元制的校企合作制度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与优势。这对于我国如何推进此类学校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西南大学范新霞和高婷婷分别研究了澳大利亚工学结合(WIL)教育模式和“澳大利亚学徒激励计划”，并且指出了澳大利亚试图通过系列项目促进学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使之成为能够应对日益增长的技能挑战的高水平技能型人才。这显然对于正处在探索中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陕西师范大学陈琪则将研究聚焦于英国家政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价值。她认为以诺兰德学院（Norland College）为代表的英国家政职业教育明确了服务家庭的人才培养目标，凸显了工作本位的学习过程，并且坚持能力本位的理念和评价标准，不仅使“英式管家”享誉世界，而且为我们展示了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寻求自身特色的彰显。
新近提出的“内涵式发展”与“双一流”战略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试图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的坚定信心，此次年会不少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体现了对于这一战略转向的积极回应。例如，四川外国语大学彭江教授认为发达国家注重“学生学习成果”（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在区域、国家、高校等层面的普遍使用，为这些国家保障教育质量、改革教学模式等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基础性依据之一，这对我国高校正在开展的教育质量诉求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北京师范大学谢晓宇通过对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个案研究也认为“学生学习成果”正在成为通识教育、专业和学位、课程等不同层面评估主要内容的同时，也体现了其在质量保障层面的重要意义。
当高等教育质量的比较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上海师范大学武凯、湖南师范大学杨九斌则展开了对于英美高校科研制度的研究。如何优化科研资源配置、突出指向卓越的科研评价体系、以专利制度等制度确保高校教师参与科研工作的合法权益等方面是英美科研制度重要的经验。西南大学陈凤在对《牛津大学2013 年---2018 年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之后，也认为如何在坚持学术自由理念的基础上，如何引导教师用创造力去解决基本问题和应用问题，做有意义的研究是牛津大学科研工作推进的关键。这表明牛津大学充分意识到在科学研究领域是否具有合理的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与会学者在大学通识教育、助学贷款等助学体系建设、高校招生政策、大学生社会责任培养、高校治理结构、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不仅体现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话题的广泛与深入，更充分体现了比较教育学者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问题的密切关注。
总体而言，本次年会与会专家、学者就全球化时代世界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达成共识：全球化的世界需要中国的参与，中国声音的表达离不开比较教育学者的努力。如何抱有中国情怀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发出中国的声音是比较教育在这个时代的新使命！
（海南师范大学 段会冬、李振玉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