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比较教育分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向大会致辞并作了重要讲话。顾先生回顾了我国比较教育发展的历程，指出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曾经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有人认为比较教育出现了危机，但目前看来，危机主要是表现在学科建设方面，而在研究队伍、实践研究方面，比较教育却在不断壮大和发展。比较教育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去研究，如人口教育、环境教育、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等许多问题;国别教育的研究也还有待进一步深人;专题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他认为，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文化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我们为什么常常对别国的教育了解得不透彻，恐怕与我们对别国的文化了解不够有关。我们的改革往往遇到两类文化冲突，一是中国与外国的冲突，二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如追求升学率就与传统文化有关;又如评三好生与讲名分的文化传统有关。他还指出，要正确处理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的关系，一方面，学术自由是繁荣学术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学术就不会有发展。不应该有学术霸权，要敢于向权威挑战。学术要经得起批评，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要讲学术规范，学术自由要与学术规范结合起来，当前许多学术不规范的问题，轻的是粗制滥造，重的是学术腐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与会者一致认为，顾先生的讲话为我们今后比较教育的研究和发展指出了方向。
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主席、香港大学比较教育首席教授贝磊(MarkBray)先生到会并作了大会发言。他指出，比较教育有多种起源，东亚是重要起源之一，其中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成立25年来，为比较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有潜力在将来作出更大的贡献。比较教育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演进的研究领域。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希望与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有更多的紧密合作。
一、关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
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是近几年比较教育界比较关注的课题。项贤明教授认为，所谓比较教育的危机并非是比较教育学科本身的危机，而是其存在状况的危机。比较教育要摆脱危机求得更好的发展，应回答以下十大问题:1.当我们用中国人的眼光去解读西方的教育现象时，我们的研究成果需要进行怎样的确证;2.运用西方话语来表述中国教育事实和向中国表述别国教育事实时，我们需要进行怎样的转换;3.中国比较教育学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时，需要进行怎样的调适;4.怎样处理好扎根本土、服务本土，与保持具备准确理解力的国际视域之间的辨证关系;5.怎样处理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辨证关系，既从人类文明中汲取营养，又能维系我们民族的文化个性;6.怎样处理好比较教育学与其他教育学科的关系，在比较教育学发展过程中保障这种关系是一种真正的交叉而不是转行;7.如何在今后的比较教育学研究中不断进行新领域的开拓;8.如何联系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建立一整套适应中国教育实际情况的行之有效的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9.如何逐步实现比较教育学科队伍、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国际化;10.最为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比较教育学如何在适应社会实际需要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王长纯教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和而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应该在比较教育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中坚持和而不同的方向，为此就必须具有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首先是文化自觉。首先应当走出西方中心的藩篱，把比较教育理论建设建筑在跨文化的哲学对话上。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是完全平等的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的比较教育理论建设必须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的哲学传统，才能建立起中国真正的比较教育学。其次是理论自觉。我们应当以独立批判的精神积极促进比较教育理论的建设，这就需要具有理论意识。理论意识就是批判意识，就是探究与创新的意识，也就是理论的自觉。我国比较教育学者正在突破西方传统的比较教育理论的束缚和局限，进行着方法论层面的新探索。跨文化对话不是以本土文化作为文化沟通的中心，不是本土文化“君临”其他文化，而是以平等、开放的心态，和而不同的相互学习的方式进行比较教育理论的创新。再次是实践自觉。比较教育的研究者不能仅仅考虑自己，更要考虑教育实践的需要。研究者要走进实践，与实践者对话交流，借鉴国际教育经验，共同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
孙启林教授认为，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引力和张力的作用下，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比较教育的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主要反响之一是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上的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与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同的质性研究范式和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便应运而生。傅松涛教授认为，思考和解决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形象建设和历史定位的问题，根本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在于，为比较教育学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打造一个健全可靠的专业平台。这一平台的实质内容是，用最具通用性和科学性的教育生态学话语和文本，用写生叙事、概括推演和综合类比有机结合的思维表述方法，科学抽象和完整反映教育表象多样性与教育实质普遍共性现实客观统一的教育形态和类型，生动呈现、深刻揭示和合理建构各种层面的教育形态和类型的生态结构、成因和功能。汪利兵教授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本国的教育决策服务。进行教育政策比较分析时应考虑正确的程序和方法。蒋凯博士认为，将科学方法引人教育研究，是教育研究方法论发展和完善之必需，有助于提升教育研究的水准。教育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虽然各异，但应有一种共同的研究信念和气质贯通于不同的研究群体中，这就是科学精神。广义的科学精神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无偏见、系统、认真、严谨、规范、怀疑、协作、坚持等都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洪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为教育与国家发展服务;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我国比较教育理论或分析的一种范式。
二、关于高等教育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是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与会者对我国高教改革中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见解。王英杰教授重点分析了大学的危机。他认为，目前大学存在着资源危机、价值危机、制度危机、质量危机和公信危机等一些比较突出的危机。资源危机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规模在迅速扩张而政府的支撑能力却在下降。价值危机主要表现在大学的商业化，大学现在过度追求经济价值，而它的守望社会的价值正在不断被削弱和忽视。制度危机主要表现在大学的官僚化，大学与一定的行政级别挂钩，校长成为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官员，校长的行为成为一种行政行为，大学的行政权力在不断膨胀，学术权力却在逐渐被侵蚀。由于资源危机、价值危机和制度危机的日益加剧，大学的质量(包括教育质量和学术质量)在逐渐下降，这就是大学的质量危机。这一系列危机必然使大学在社会上的公信力不断下降，最终导致大学的公信危机。我们不要被当前大学的繁荣所迷惑，要正视和研究大学的危机，同时还要研究理想的大学，为摆脱危机指出方向，为大学的改革提供出路和办法。
陈时见教授对高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出了看法。他认为，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对各级各类人才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代的教师应具有至少五个方面的品质:即有好的教育方法、有教育实践能力特别是能够创造竟争向上的气氛及快速有效处理学生行为问题的能力、有与人友好交往与合作的能力、有知识整合的能力、有正直诚实和情绪稳定的个性品质。这就需要教师教育的体系创新，以满足新型教师培养的需要。教师教育新体系应将职前专业培养、职中专业实践和职后专业发展为一体，以促进教师专业化和持续终身的教师专业发展为目标。对于高师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他提出了三点看法:社会发展的要求、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基础教育变革的需要是高师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变革空间;教师专业化和专业发展是高师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出发点，也是高师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最终目标;学科专业教育与教师专业教育相分离是高师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走向。袁锐锷教授谈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广东省高等师范教育改革问题，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教师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行教师任职资格的要求已落后于新的形势，高标准设定广东省中小学教师的任职资格是重构广东省高等师范教育体系的前提条件。与之相适应，广东省应尽快建立高标准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同时，应建设开放和社会化的广东高等师范教育新体系，这就需要政府的投人、市场的介人和发挥综合大学、师范院校、教育学院的共同作用，要构建无障碍立交型的高等师范教育新体系。安双宏教授介绍了印度普通大学的管理，他指出，印度的大学和相当于大学的机构是依据一定的法律建立的自治性机构。大学中的管理机构很多，通常大学评议会、大学行政委员会和大学学术委员会是本校的权力机关。此外还有学院一级的院务委员会、系一级的学科理事会、教师聘任委员会、督导理事会、大学教学理事会等。同时对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也做出了一些规定。吴雪萍副教授讨论了高等职业院校的定位与特色问题，她认为，目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仍存在以下问题:目标定位不明确;专业设置脱离实际;课程设置重理论轻应用;教学上重理论轻实践;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不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应作如下改革:应正确定位于培养社会急需的非学术型实用人才;灵活的专业设置;实用的教学内容;注重实践的教学形式和方法;“双师型”的教师队伍。蓝江桥副教授对中美两国的大学课程教学质量评价进行了比较，认为大学的课程教学具有创造性、多样性和个性化的特征，评价这一活动不能以单一的统一尺度来衡量。评价应注意:突出现代大学教学的学术性、民主性和自学性;评价方式注重多样性;评价主体的选择应体现多元性。
三、关于基础教育改革
近些年来，基础教育改革一直是比较教育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钟启泉教授认为，优质的教育需要国际教育的视野，需要比较教育的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曾经对教育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优质的教育离不开扎根本土的教育创新。比较教育研究应直接介入我国教育改革实践，与教育第一线的教师们一道进行研究，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我们需要一场教育的科学启蒙运动，对当今教育界盘根错节的旧的教育概念加以梳理。课程改革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要为创建中国课程学派而努力。在未来的课程研究中，我们除了继续坚持“探索教育理论一不断创新;服务教育政策一提供咨询;参与教育实践一共享智识”的课程研究方针以外，在课程研究方法层面还须加强课程基础理论研究，重视课程应用研究，落实课程行动研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充分展开对课程领域中已有的各种实际问题研究。
张蓉副教授认为，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必须在全球化体系中考察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不适应全球化的表现主要有:教育价值观不健全，教育目标的全球化取向不突出，教师缺乏全球素质，教育国际交流处于不平衡状态。为此，我们应当转变观念，树立新的全球教育价值观，突出教育目标的全球化，在教师教育加强全球教育，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平等。黄志成教授介绍了国际上的全纳教育理念以及自己近年来所做的有关工作。认为“全纳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和一种持续的教育过程，它接纳所有学生，反对歧视排斥，促进积极参与，注重集体合作，满足不同需求，建立全纳社会”。全纳学校不等于特殊学校和一体化学校，全纳学校与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一种更注重所有学生的权利，要改变学校的氛围，使所有学生融合在一起，建立一种融洽的、能帮助所有人和对所有人都实行良好教学的学校。曾晓东副教授、王建平教授介绍了英国教育改革中的“合作经营公立学校”的新模式。叶玉华副研究员介绍了近年来俄罗斯教育改革的情况，认为俄罗斯近年的改革主要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高教结构由单一结构向多层次结构转化;中等教育的学校类型、教学内容、教学计划由同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教育管理体制由中央集权向分级管理转化;教育投资由单一渠道向多渠道筹资转化。谌启标副教授介绍了国外基础教育分权运动的理念和实践，指出国外基础教育分权运动的原理主要有:缩减教育的中央官僚权力;下移权力给地方政府;校本管理;教育的区域性财政;课程改革等。国外基础教育分权运动的实践主要有:芝加哥公立学校的校本管理;巴西萨尔瓦多的社区参与教育计划;新西兰的自我管理学校;印度的学区初等教育计划和西班牙的区域自治共同体等。
四、关于教育体制和机制创新
如何运用比较教育的知识和理论去回答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也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冯增俊教授认为，市场介入是推进我国教育管理体制变革的根本，市场是实现有效管理的灵魂。在我国，引人市场机制有利于打破以往教育上严重的官本位的弊端，实现教育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引人市场机制将有力地促进教育管理理念的创新，可以变“唯上”、“唯官”为“顾客至上”的理念，变“唯书”、“唯制”为“需求至上”的理念，变“唯计划是瞻”为“市场至上”的理念。建立市场机制的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实施董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全面市场竞争下的教育运作体系;创建法治型的教育管理体制;建立新型的教育市场。目前我国教育引人市场机制进行体制创新的策略是:建立市场至上的评价体系;实行自由竞争的办学体制;倡导教育资源的市场性重组。吴忠魁教授以北师大珠海分校为实例，阐述了如何将比较教育的理论和知识运用于高等学校的体制改革。张贵新教授借鉴国际教师教育经验，结合我国教师教育现状和趋势分析了教师教育新体系的应然特征:开放性、专业性化、强实践、制度化、网络化、综合化、教师教育一体化，并据此提出我国教师教育新体系框架。王晓辉教授指出，教育平等是世界人权宣言的一个宏伟目标，现在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现象还很严重。这里有客观原因，也有观念和体制的问题。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改变不正确的观念和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李文英教授认为，战后日本在振兴偏僻地区教育方面有如下可借鉴之处:制定《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建立国家财政补助制度、加强偏僻地区教师的培养和进修、促进偏僻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等。张晓鹏副教授对上海和香港两地与境外合作办学相关法规进行了比较研究和分析。杨民教授介绍了日本教育决策机构和决策方式的特点，认为对我国有如下启示:依法治理教育，对教育改革决策的科学和谨慎态度，发挥不同意见团体在教育宏观决策中的独特作用等。万秀兰副教授以9所实验学院为例，介绍了美国乡村社区学院发展的经验和特点。祝怀新副教授介绍和分析了澳大利亚《2003年高等教育支持法案》，认为澳大利亚政府试图通过这一法案来改革和完善高等教育的拨款制度和学生贷款制度，以此寻求解决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结构和功能单一、效率和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些制度改革对我国有借鉴意义。张旺博士认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要得到健康发展，其制度环境建设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环境存在指导思想和发展定位不明确，法规、条例的规定模糊、笼统、缺乏操作性的问题;其管理环境存在外部管理体制和评估制度缺乏科学性、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等问题。改革的措施主要有:进行制度建设和改革;保障民办高校的平等合法地位;提供财政支持;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合理结合;充分发挥中介机制的作用等。覃壮才博士认为，回归服务本位是入世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目标选择。职业教育政策应当进一步规范和均衡职业教育各主体之间的权利和责任，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职业教育机构内部运营机制，使职业教育进一步加强专业服务的水平，扩大面向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
(刘健儿)
